一、孙中山选择广东的缘起
从历史渊源而言，中国国民党乃延续兴中会(1894一1905)、同盟会(1905一1912)、国民党(1912-1914)和中华革命党(1914一1919)而来。自同盟会开始，国民党即是一个组织松懈、纪律欠严的组织。
胡汉民曾对同盟会时期的“疏阔简易”情形有如下一番感慨：
“党与党员，不能收以身使臂，以臂使指之效，即亦不能深入群众而领导之。党员之贤者，笃于所信，其牺牲献身之精神，曾令闻者兴起，不可磨灭，然亦往往出于自动，而非党的行动。”
辛亥革命后，同盟会改组为公开的国民党，革命党人更多迷失革命宗旨，大批党员腐化变质，官僚政客群相涌入，党的革命性和组织性荡然无存，内聚力迅速消失。胡汉民描述当时的情形是：“长衫同志变成政客，武装同志变成军阀，同时军阀加入本党做武装同志，政客也加入本党做一般同志。”在这种情势下，国民党很快被袁世凯分化瓦解。
孙中山每遇重大挫折时，常以“改组”、“改造”党为革新之契机。
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其主旨虽在讨袁，但是建立一个有强固组织和严格纪律的党，恢复民国前的革命精神，重订革命方略，开创革命新机，亦是孙中山的重要考量。但孙中山在组党方式上试图树立强人威权领导，并以封建会党的某些方式，如立誓约、按指模、讲服从、分等级等来严密约束党员，将革命党引导到一条秘密、狭隘和排他性的组织道路，引起许多党人的疑虑和抵制。
一批重要党人拒绝参加中华革命党。中华革命党的实际运作效果亦距其理想甚远，其严格的组织形式妨碍了党势的扩张。加之中华革命党的活动基地主要在海外，与国内的政治文化主流相疏离。
在1915年因“二十一条”而起的全国性反日运动中，革命党人在民族矛盾和国内政争之间处于两难境地，内部意见分歧，基本上置身事外。在护国之役前后，中华革命党并未能成为左右中国政局的力量。
1916年袁世凯死后，中华革命党本部移回上海。与此同时，孙中山为顾及现实环境的需要，逐步扬弃了中华革命党初期若干严格的党律，而采取较为宽松温和的组党路线，党组织又复松弛涣散。
1917年后，孙中山在广东进行护法运动，以武力向北洋军阀争正统，论者一般认为这是革命党继辛亥之后为了维护民主共和所作的第二次大规模的奋斗。实际上，此时孙中山护法所依靠的是桂系与滇系军阀，党组织并没有发挥什么力量。
当时一般人亦只知道有孙中山与西南军阀相结合的势力，“革命党”本身鲜为时人所提及，表明此时革命党所显示的只有党魁个人之魅力，而少见党组织之群力。
由于“党力”不彰，与孙中山结合的西南地方军阀又并非真心拥戴孙中山，护法军政府因为缺乏实力而被时人讥为无土地、无人民的“空头政府”和“超然政府”。当滇桂军阀不能容忍护法政府时，缺乏凭借的孙中山便不得不怆然离去，护法斗争宣告失败。
经此失败，孙中山痛感南北军阀如一丘之貉，自叹“吾三十年来精诚无间之心，几为之冰消瓦解，百折不回之志，几为之槁木死灰”。由于对时局绝望，孙中山一度卜居上海，“暂不过问”实际政治，而潜心研究革命理论，继《民权初步》之后，又著《孙文学说》和《实业计划》。三书合编为《建国方略》出版。
孙中山深感统一革命党思想理论之困难，提出“知难行易”学说。
孙中山探研革命理论之时，五四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席卷全国，孙中山自然不可能置身度外。翻检这一时期孙中山的有关批示、函电和演讲文稿，可知他对五四学生运动有过热烈的赞助，对新文化运动亦有敏锐的观察。爱国运动中，学生、工人、商人、妇女等民众纷纷组织起来，发挥了巨大的政治能量，令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自叹不如。
二、陈炯明叛变与孙中山改造国民党的决心
1920年10月，孙中山利用各派军阀混战之机，命令陈炯明率原驻福建的粤军回师广州，逐走了桂系军阀陆荣廷，并委陈炯明为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统一领导广东军政事务。
孙本人亦重返广州。此时孙中山认为光护法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为：
“护法不过矫正北京政府之非法行为，即达目的，于中华民国亦无若何裨益。况护法乃国内一部分问题，对内仍承认北京政府为中央政府，对外亦不发生国际上地位之效力”。
所以，必须建立正式政府。1921年4月，广州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在广东建立中华民国政府。不久，桂系投靠，孙设大本营于桂林，准备北伐，以打倒军阀，统一全国。
此次孙中山所依靠的力量本是陈炯明指挥下的党军。这支部队是孙中山从桂系手中夺过来的，是第一支真正属于国民党的部队。孙中山视之为难得的革命武力，甚至批准全体官兵宣誓入党，期望这支“党军”能达成革命任务。
陈炯明原是向孙中山宣过誓、摁过指印的党员。孙对陈倚界至深。未料陈炯明为保存实力、巩固地盘，反对孙中山北伐，并于1922年6月发动兵变，炮轰总统府。孙中山被迫离开粤访沪。陈炯明的背离，使广东革命事业毁于一旦。
“变生肘腋”，使孙中山有刻骨铭心之痛：
“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死入生，失败之数，不可偻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盖历次失败，虽原因不一，而其究竟，则为失败于敌人。此役则敌人已为我屈所代敌人而兴者，乃为十余年卵翼之陈炯明，且其阴毒凶狠，凡敌人所不忍为者，皆为之而无恤。此不但国之不幸，抑亦人心世道之忧也。”
这一事件，使孙中山感到迫切需要一个严密组织的革命党和一支真正服膺主义的党军。
在1924年改组前，国民党的党机器，具体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
据鲍罗廷描述，改组前的国民党：
“党与党员没有任何联系，没有在他们当中散发书刊，没有举行会议，没有说明孙(中山)在各个战线上的斗争目标，特别是同陈炯明的斗争目标。国民党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完全不存在。“
改组前，国民党号称有党员20余万，实际多为“挂名党员”。如国民党广州分部号称有党员3万，其中缴纳党费的只有6000人，前来登记者只有3000人。“广东人民对孙的政府持强烈反对态度”。广州的工人对政府的命运漠不关心，对其胜败根本不感兴趣：
城市小资产阶级因前线时胜时败和敌军经常进犯而深受无政府状态之苦；滥征捐税，招致商人不满和仇视；至于农民，“他们把孙同陈的斗争看做是只降临到他们头上的一种不幸”。国民党“偶尔发布由孙签署的诸如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等一般性题目的宣言，根本不涉及当前的事件，不对它们作出解释，也不利用这些事件来发展和巩固党。这些宣言作为趣闻被刊登在几家报纸上，然后国民党又沉睡一年又一年。“
这样一个党，显然需要进行一场彻底的改组和改造了。
三、孙中山联俄政策的做出
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其实力远不能和西方列强相比，然而苏俄对中国的政治影响却很快超过了英、美和日本，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社会主义在中国如此流行，自然与俄国革命的胜利有直接关联。
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在救国无门之时，把俄国革命，从一个专制统治下的落后国家，成为了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先例视作中国前途的希望所在。对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一个来自西方又批判西方，并申言能解决西方问题的思想，自然容易深入人心。
这个时期介绍和研究社会主义理论的，并不限于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知识分子，国民党人中亦不乏热衷者。如胡汉民、戴季陶、徐苏中、林云陔、冯自由等均是。尤其是胡汉民、戴季陶不仅阅读、翻译，且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论方法(如唯物史观)分析中国问题。在这样一种社会大背景下，由“友俄”发展到“联俄”“师俄”，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
孙中山晚年的联俄政策，是其40年革命生涯中的重要决策之一。
孙中山的对俄态度，在欧战前后，有明显的转变。欧战期间，他曾深以战后俄国可能进取中国为虑。但当俄国战败、十月革命发生后，孙很快断定俄国有可以为友的条件，并致电列宁祝贺。
俄国革命晚于辛亥革命6年，孙中山乐于将中俄两国革命的情形作比较，并密切关注俄国政情的变化，初以俄国革命受中国革命影响而自喜，继又反思何以俄国革命能迅速成功，而中国革命的结果却不能令人满意。孙将俄国革命的理想和中国革命的目标等量齐观，故而对俄国革命抱有亲近和同情之感。这当是孙中山联俄的心理基础。
孙中山联俄的另一因素，是其对革命过程的现实考量。
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为了达成其革命目标，向来运用灵活的政治策略和外交手腕。在此之前，孙一方面愤恨列强欺凌中国一方面又不断谋求与列强结盟，希图从列强那儿寻求道义的支持与物质的援助。同样，孙一方面斥责军阀为中国祸乱之源，另一方面又时常与此派或彼派军阀合纵连横。孙中山联俄亦不无政治谋略的运用。
1920年9月，孙中山派李章达前往苏俄，代表他本人向苏俄政府提议缔结一项军事合作的协定，请求苏俄红军于1921年春进兵中国新疆、甘肃，接应并援助四川的革命党人，推动中国各地的革命党人武装起义。李章达直到次年春天才抵达莫斯科。·
此时苏俄政府也开始在中国寻求支持和合作者，故对孙中山的这一建议，最初的反应比较积极。但未久，孙中山因重回广州组建政府，就任非常大总统。为争取国际社会亦即列强的承认，孙中山放弃了寻求苏俄援助的初衷。
当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于1921年12月间前往桂林、广州同孙中山接触时，孙明确表示，他目前不能同苏俄公开结盟，担心过早联俄会招致列强的干涉。甚至到1922年2月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接见新任“赴俄全权代表”张秋白时，苏俄方面尚不清楚孙中山是否愿意与苏俄建立更密切的关系。
1922年6月，陈炯明兵变。孙中山刚刚建立起来的广东根据地毁于一旦。孙痛心疾首之余，复而再度寻求苏俄援助。党内同志，如蒋介石等，亦力主联俄。恰当此时(8月26日)，苏俄新任驻华全权外交代表越飞致函孙中山，希望与他建立密切关系，并就与张作霖的关系等问题，探询孙的态度。
四、苏俄决定与孙中山联合的原因
未久，越飞再次致函孙中山，并派军事参赞赴上海与孙中山会谈。此时苏俄的对华政策有双重目标：一方面希望同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结成联盟，一方面希望同北京政府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并设法维护沙俄时代取得的一些在华权益。苏俄希望北京中央政府变成一个对苏俄友好的政府。
但北京政府在持续两年的对俄交涉中一直过于重视列强的态度，并在蒙古、中东铁路两个问题上不愿做出让步。由于吴佩孚在当时中国的军阀中颇有“开明”的声誉，又早与苏俄有过接触并表示“亲俄”之意向，且以反对苏俄在远东宿敌日本著称，故在苏俄看来，若以孙中山的政治威望同吴佩孚的军事力量相结合，建立一个“亲俄”的中国政府，当是最佳的选择。
但此前孙中山与皖系段祺瑞、奉系张作霖已结成“三角同盟”共同对付直系的吴佩孚。苏俄试图促成吴佩孚与孙中山合作反对张作霖。因张作霖的亲日背景，苏俄视之为敌人。越飞曾通过各种努力想使孙中山放弃联张反吴的策略。
孙中山则希望苏俄援助他建立自己的力量，来完成中国的统一。孙打算在中国西北创立军事基地，拥有一支自己的军队，希望俄国提供武器和物资。在与国内实力派的关系问题上，孙中山仍坚持自己的主张，认为吴佩孚“对新思想感兴趣是不容易的”，而“张作霖是个可以进行加工的原料”。孙表示会劝说张作霖改变对苏俄的态度，但不会同张作霖决裂。事实上，即使在越飞开始同孙中山建立联系，并极力劝说孙吴合作的时候，孙与段、张之间仍在继续磋商共同反对吴佩孚的军事计划并付诸实施。越飞与孙中山，显然各有所图。
越、孙两人在策略上虽有歧见，但基本目标尚无大的冲突，故双方各派代表继续沟通。越飞锲而不舍地在孙中山和吴佩孚之间进行调解，无奈孙、吴双方均无合作诚意。孙、吴的敌对关系，并非因两人的性格、观念之歧异所致。
吴佩孚当时颇有“好军阀”的声誉，许多人的心理都深恶奉系，左袒直系。孙中山联奉倒直，实与一般国人的心理相反。舆论甚至认为孙中山“联络张胡子去打吴秀才，未免近于倒行逆施”。
而在孙中山看来，直系吴佩孚是当时各军阀中最强横的一个，而且控制中央，直接威胁自己的革命事业；南方反对孙中山的军阀如陆荣廷、陈炯明等都是直系军阀的同盟者或受直系的支持，“擒贼先擒王”，要打倒军阀，便要先从打倒直系下手，奉系既能俯就，不妨暂时与他合作。
虽然苏俄方面通过各种办法希望孙中山改变联张反吴的策略，但孙中山始终不为所动，反而一再要求苏俄改变对张作霖的态度，劝说苏俄不要在吴佩孚和张作霖的冲突中支持前者。
在调解孙、吴合作前景渺茫的情况下，苏俄面临在中国几大政治和军事实力派人物中作最后选择的问题。孙中山从1922年10月开始的旨在恢复南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取得了初步进展。这使孙在苏俄对华政策中的地位变得愈益重要。
大约在1922年底1923年初，越飞开始由助吴联孙，转向弃吴联孙。越飞预期孙中山很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北京政府之外的中国的统治者，而吴佩孚所控扼者，仅为河南一省和北京周边一小块地区而已。因此，越飞申言：“我们面临着一个问题：谁是中国事实上的政府，我们应该跟谁打交道。“
1923年1月4日，俄共中央政治局决议，采纳越飞关于全力支持国民党的建议。1月17日，越飞前往上海，与孙中山进行正式谈判。
谈判的结果，双方达成一项至关重要的协议，此即有名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孙中山同意维持中东路现状和苏军暂时驻扎外蒙古，越则承诺孙中山“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并保证“共产组织，其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
孙、越会谈中，双方就孙中山提出的两个军事计划达成了初步共识。第一个计划是：在苏俄给予财政、军事援助下，孙中山的军队先在广东战胜陈炯明，然后从湖南和四川两个方向北伐中原，进攻吴佩孚，然后，入主北京，统一中国，号令各省。
第二个计划是前一个计划失败时的应急计划，其内容是：在西北建立一支由苏俄武装的10万革命军，然后进行北伐。两个计划均以吴佩孚为讨伐对象，而以张作霖为友军。这意味着孙中山成功地说服了苏俄，使原有的反军阀斗争方略同新的计划接轨。
（正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