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共和成立，清室退位，不幸革命成果被袁世凯窃夺。从此，军阀割据，连年混战，国无宁日。袁世凯死后，除了滇、桂、粤、晋等军阀割据一方，称王称霸外，北洋军阀逐渐分裂成三大派系，即段祺瑞的皖系，张作霖的奉系，吴佩孚的直系。各派之间为争夺权力，矛盾重重，斗争十分激烈，展开了一系列的大混战。
一、直皖战争
在这些实力派的操纵下，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总统频频更换，从黎元洪到冯国璋，从徐世昌到曹锟。作为皖系首领的段祺瑞，把持北京政府多年，虽未当上总统，但野心不死，其骄横跋扈深为直奉两系不满。1918年10月，冯国璋为皖系军阀排挤，被逐出了北京政府。段祺瑞虽然同时去职，但北京政权实际上仍然控制在皖系军阀手中，段祺瑞本人领有参战督办之名，直接控制着参战军。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参战军先改名为国防军，再改名为边防军。1919年6月，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被任命为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皖系势力深入西北。同年11月，徐树铮又以西北筹边使领督办外蒙善后事宜，皖系势力再深入到外蒙。皖系势力的膨胀及其利用安福国会，排斥直系势力，觊觎直系地盘等，引起直系军阀的严重不满。同时，由于皖系势力向外蒙和西北扩张，对奉系军阀造成一定威胁，因此也引起奉系军阀的不安。
直系军阀在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决心要与皖系军阀争夺中央政权。他们利用人民群众反对皖系军阀卖国的革命情绪，与南方军阀相勾结，并且联合东北的奉系军阀，活动倒皖。1919年秋冬之间，出现了直、苏、鄂、赣和东北三省组成的直奉反皖七省联盟。1920年2月中旬，段祺瑞企图侵吞与直系有关的河南督军赵倜的地盘，这样又引起赵倜对皖系军阀的不满。赵倜乃决定参加七省反皖联盟，使七省联盟扩大为八省联盟。
驻在湖南衡阳的吴佩孚，是直系反皖的急先锋，他以没有发兵饷为借口，要求撤防。吴佩孚早与南方军阀秘密商定，一旦北军后撤，南军即行前进。1920年5月20日，吴佩孚从湖南衡阳向北撤兵，北京政府急令停止，吴佩孚置之不理。直系军一退，湘军紧紧跟上，于是驱逐了统治湖南两年多的皖系军阀张敬尧。同时，张作霖在沈阳借做寿为名，曹锟在保定以追悼在湘阵亡将士为名，先后召集八省反皖联盟的军阀代表举行秘密会议，策划对付皖系的武力行动。参加八省反皖联盟的是直督曹锟、苏督李纯、赣督陈光远、鄂督王占元、豫督赵倜（以上属直系）、奉督张作霖、吉督鲍贵卿、黑督孙烈臣（以上属奉系），直奉两系联合，渐趋成熟。
6月初，吴佩孚行抵郑州，军队分驻于河南、河北各地，摆起了对付皖系的架势，然后通电要求召集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事，表面上好像是关心国家大事，实际上是利用群众的反皖情绪。同时，奉系军阀张作霖也派兵入关，与直系配合倒皖。在直、奉的活动下，受皖系包围的大总统徐世昌，在7月4日下令免去徐树铮西北筹边使、西北边防军总司令等职，并将边防军改归陆军部接收。边防军事实上是“皖家军”，将边防军改归陆军部，等于置皖系于无用武之地，直、皖两系矛盾已处于剑拔弩张之势。
皖系军阀积极备战，以对付直系。日本帝国主义准备给皖系军阀段祺瑞以积极支持，但遭到英、美帝国主义的阻拦，就连皖系以京绥路作抵押向日本借款500万元提供战费一事，也为英、美干涉而未成。7月14日，日本被迫发表决不助段的声明。尽管如此，皖系仍设法挽救自己。在徐树铮免职令发表的第二天，段祺瑞即以边防督办名义，下令徐树铮“照常办公”，并决定先发制人。7月9日，段祺瑞将边防军改名“定国军”，自任总司令，派徐树铮为参谋长，段芝贵为第一路军司令兼京师戒严总司令，曲同丰为第二路军司令兼前敌司令，魏宗瀚为第三路军司令。同日，段祺瑞派兵包围总统府，逼迫徐世昌下令免去吴佩孚本兼各职，交陆军部“依法惩办”；免去曹锟本兼各职，“褫职留任”。段祺瑞声称：“大总统任免黜陟，不能为一党一派所挟制；关于徐树铮、张敬尧免职，余不过问，唯湖南问题，四省经略使曹锟，任吴佩孚自由撤防之罪，不可不问；余为维持国家纲纪计，必兴问罪之师。”7月10日，皖系军阀以吴佩孚不交卸军队，反而开进，下令向直系发动进攻，于是，直皖两系军阀狗咬狗的战争就此爆发。
直系军阀为对付皖系的进攻而组织“讨逆军”，以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兼西路总指挥，曹锟为东路总指挥，王承斌为后路总指挥。7月12日，曹锟、张作霖等联名通电讨伐段祺瑞，说皖系军阀盗胜专横，唯有厉兵秣马，共伸义愤。第二天，在琉璃河一带两军开始交战。开始两天，战斗甚为猛烈，激战两昼夜，互有损伤，直军先败。17日，奉军投入战斗，协助直系。吴佩孚所率直军西路突入涿州、高碑店一线，皖军大败，第二十五师二十九旅旅长张国溶、三十旅旅长齐宝善，均向直军投降。吴佩孚率兵冲入皖军前敌总部，生擒皖军第二路军司令兼前敌总司令曲同丰及司令部全体高级将领。曲同丰表示投降，并向皖军发出“共起讨贼”的通电。这样皖系主力曲同丰部4万余人或投降或被歼或溃散。此外，东路之皖军徐树铮部、湖北之皖军吴光新部，以及察哈尔之皖军，连吃败仗，吴光新被冯玉祥所俘，其他重要将领皆丧师逃走。18日，胜负已决，皖系大败。
这次战争，双方各投入近10万人的兵力。段祺瑞亲自培植两三年，花了巨大代价的参战军，仅在四五天内即全军覆没。丧失了武装力量的段祺瑞，不得已于7月20日自请免去本兼各职，逃出北京。23日以后，直、奉两军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北京，直皖战争以皖系军阀的失败而告终，北京政权落入了以直系为主的直、奉两系军阀手中。
二、直奉战争
1920年8月直皖战争结束之后，直奉两系军阀共同控制了北京政权，并共推靳云鹏组阁。靳云鹏是段祺瑞的老部下，是张作霖的儿女亲家，又是曹锟的把兄弟和王占元、吴佩孚的同乡，是当时各方都能接受的人物。然而好景不长，多方调和的日子终究难过，1921年12月11日张作霖终于以他偏袒直系为由迫使靳云鹏辞职，推荐亲日的交通系首领梁士诒出任内阁总理，导致了直奉翻脸。梁士诒与直系的关系不好，奉系借梁士诒而支配中央的财政交通，借日款来赎回胶州济南铁路，用日款来支持奉系的扩张计划，直系就不能容忍了，吴佩孚一再通电，揭露梁媚日卖国的丑行，梁士诒组阁仅一个月，即于1922年1月25日托病请假离任出京。受日本支持的奉、皖两系开始重新合作，并联络孙中山为首的广东政权，组成反直“三角同盟”。
张作霖决意武力对付直系，1922年4月10日起，奉军就络绎不绝进攻，改名为“镇威军”。4月29日，张作霖到达军粮城，即日向部队下达了总攻命令，直奉两军在长辛店、固安、马厂一带混战，吴佩孚亲到前线督战，令主力在炮兵掩护下迂回到奉军的侧后，突然发起攻击，奉军是腹背受敌。第16师于5月4日临阵倒戈，奉军暂编1师退出了丰台，造成了奉军西线崩溃。吴佩孚又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指挥直军且战且退，待奉军进入伏击圈后，秘密率部绕至奉军的侧面，发起猛攻，西线的奉军也全线的溃退。
当时第二梯队的战斗力比较强，是奉军的主力，司令就是张作霖的长子张学良，两年前张学良从东三省讲武堂毕业，这也是他第一次参加如此大规模的战役。当时吴佩孚在获胜以后，调了嫡系的第3师、第26师到东线，并亲自指挥攻击张学良的部队。张学良虽然率部英勇打退进攻，但是因为奉军整体败局已定，只好指挥部队有秩序地向后撤退。
在这次战争中，奉军各部几乎全线溃退，仅有的战而能胜、退而有序的部队，就是张学良和郭松龄统率的第二梯队。最终奉军在东西两线均失败，士兵牺牲2万，战败逃亡者万余，被直军俘虏了4万余人，总统徐世昌下令免除张作霖东三省巡阅使等职。6月18日，直奉两方代表在秦皇岛海面的英国克尔留号军舰签订了停战条约，以榆关就是今山海关为两军分界线，奉军撤出关外，直军也大部分撤回原防，第一次直奉战争宣告结束。
在奉系从北方进攻直系的同时， 孙中山在南方也联合滇桂等省军队从广东北伐，由于广东陈炯明和湖南赵恒惕等人的阻扰，北伐还没有来得及发动就听到了奉军失败的消息，孙中山本人也被陈炯明的部下赶出了广东。
得胜的直系并不感谢徐世昌“一边倒”的支持，在曹锟一再逼宫之下不得不恋恋不舍地离开总统府，迁居英租界，结束了他五年的总统生涯。
三、 第二次直奉战争
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直系军阀控制了北京政权，积极推行其企图以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当时的直系分为保定、天津和洛阳三派，前面两地由曹锟曹锐兄弟掌控，吴佩孚虽然驻在洛阳，却是实力最强的一支。吴佩孚是秀才出身的军人，经历过日俄战争，对富国强兵有着强烈的渴望。第一次直奉战争击败奉军后，张作霖退出山海关，徐世昌被迫下台。曹吴等人虽然一心想要登上总统的宝座，无态资历太浅加上皖奉粤各方牵制，只好捧出各方都能接受的黎元洪复位恢复民国法统。黎元洪鉴于第一次当国期间颇受军人制肘的教训，提出只有各方同意废督裁军自己才肯复出，吴佩孚只好带头响应。然而这并没有什么卵用，特别是曹锟曹锐兄弟根本没有这份耐心，处处跟黎元洪作对，黎元洪一主侍候两仆心力交瘁，终于迫使黎元洪在补齐自己的总统任期后辞职，并通过贿选使曹锟在1923年10月当上大总统。曹锟的贿选让直系颜面扫地，连吴佩孚都觉得无脸见人，奉皖粤各派更是积极扩军备战，准备再次与直系争夺中央政权。为了对抗直系的武力统一政策，张作霖、段祺瑞、孙中山再次建立了“反直”的三角同盟。
1924年9月，直系江苏军阀齐燮元与皖系浙江军阀卢永祥为争夺上海地盘爆发了江浙战争。9月3日，张作霖通电谴责曹、吴(即直系)攻浙，并以援助卢永祥为名，组织“镇威军”，自任总司令，将奉军编为6个军；总兵力约15万人，于9月15日分路向榆关(即山海关)、赤峰、承德方向进发，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
为抗击奉系军阀的进攻，9月17日曹锟发布讨张令，任命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以王承斌为副总司令兼直隶筹备司令，彭寿莘为第1军司令，王怀庆为第2军司令，冯玉祥为第3军司令，张福来为援军总司令，还有海、空军各一部，总兵力近20万人，依托长城组织防御，并对各军的作战任务作了具体区分。
当时，直军企图从海上登陆葫芦岛，合围奉军，但由于奉军海军的抵抗，更重要的是英国进行了干预，直军被迫放弃了计划。这一事件直接导致了直军丧失了战争主动权，陷入被动。9月15日到22日，奉军第2军、第5军，兵分两路，分别由阜新、通辽向直军防地攻击前进。奉军在攻占开鲁、朝阳后，又乘胜向凌源发起进攻。接着，奉军的骑兵队也由彰武出动，陆续攻占直军控制的建平、赤峰等地。
是时，直军第3军司令冯玉祥，因不满吴佩孚排除异己（冯玉祥谋求河南省督军职务，大本营在洛阳的吴佩孚不放心，吴佩孚试图在冯玉祥军中安插自己的亲信，冯玉祥不买账），正与援军第2路司令胡景翼、北京警备司令孙岳等密谋倒戈，在古北口一线按兵不动。9月28日，榆关方面的战事日趋激烈。直军虽然居高临下，但奉军精锐张学良、郭松龄的部队却前赴后继地奋勇仰攻，双方都遭到很大的伤亡。奉军在正面进攻未能奏效后，侦知九门口直军的守备力量比较薄弱，便转而集中兵力猛攻九门口，并于10月7日攻占，直军的长城防线被打开了一个缺口。吴佩孚在九门口失守后，急调后援部队开赴前线，并于12日亲临榆关组织直军进行反扑，一度曾将九门口夺回。奉军在直军反扑面前全力抗击，与直军进行了反复的争夺，终将直军的进攻击退，再度攻占九门口。
在20多天的反复争夺战中，双方战死者达一万余人。10月9日奉军攻占了赤峰。15日，赤峰被赶来前线的直军第3军二部夺回。时冯玉祥在古北口举行会议，认为倒戈回京的时机已到，便电告孙岳，叫他迅速将驻防大名的军队调至北京南苑，同时下令部队，将后队改为前队，于10月19日回师北京。
23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人，联名发出了呼吁和平的漾电，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贿选总统曹锟的反动统治，占领了北京。25日，冯玉祥等人在北京北苑举行会议，决定组织中华民国国民军，推冯玉祥为总司令兼第1军军长，胡、孙二人分任副总司令兼第2、第3两军军长。
“北京政变”后，吴佩孚把前线指挥交给张福来主持，亲率其嫡系第3师、第26师各一部，共约七八千人，于10月25日乘车回救北京。26日，吴佩孚命令部队开往杨村一线布防，对冯军采取守势。企图等齐燮元、孙传芳的军队沿津浦铁路北上；李济臣、萧耀南的军队由京汉铁路南来，再在这两路援军的支援下，从冯玉祥的控制下夺回北京。但奉皖两军不会给他东山再起的机会，到10月28日，由平泉、冷口入关的奉军张宗昌部，攻占滦州，截断了榆关直军的退路和榆关-天津之间的交通线，直军纷纷溃退。31日，奉军占领了榆关和秦皇岛，缴获直军的枪支达3万余件。直军主力丧失殆尽。从10月31日到11月2日，冯军先后攻占了杨村和北仓，并俘虏了北上援吴的鲁军旅长潘鸿钧。吴佩孚见大势已去，率残部2000余人由塘沽登舰南逃。
控制北京以后，冯玉祥扶植黄郛成立临时内阁，暂时控制北京政府。冯玉祥自知没有坐镇北京统驭各方的能力，便与胡景翼、孙岳联名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接电非常兴奋，不顾党人的劝阻即刻赴京。但张作霖公然违背诺言，入关奉军不仅不退回关外，反而进一步调动奉军大举入关，抢先收缴直军的武器和地盘，与冯玉祥争夺北京的控制权。张作霖和孙中山、段祺瑞虽然有着反直秘密协议，倒直成功后也不得不电邀孙中山北上，但内心深处对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不感兴趣，对孙中山背后的苏俄影响更是极力反对。然而他自知不是出任首脑的合适人选，便拉上冯玉祥在天津曹家花园召开会议，决议成立中华民国执政府与善后会议以取代国会，并推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统总统与总理之职。段祺瑞有意在冯张中间搞平衡，本来还扭捏做态，听到孙中山启程北上消息后，马上同意出山执政。孙中山一到北京便身染重病，1925年3月不治身亡。
四、郭松龄倒奉
张作霖控制的北洋政府也没有支撑太久。奉军内部原存在新老两派对立，新派中又分为土洋两派。出身于陆军大学和保定军官学校的郭松龄、李景林（土派）与出身于日本士官学校的杨宇霆等（洋派）矛盾甚深。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由于地盘分配问题导致矛盾激化，在李大钊的帮助下，郭松龄决心推到张作霖，清除杨宇霆，并与冯玉祥、李景林结成反对张作霖的“三角同盟”。
1925年11月23日，郭松龄在滦州宣布倡导和平，班师回奉，要求张作霖下野，查办杨宇霆，拥护张学良为总司令（仅为名义上拥护）。25日，郭率所部7万余人向山海关进攻，占领山海关，12月6日攻占锦州，奉军全线震动。
但是，由于冯玉祥私自毁盟，偷袭李景林，导致李军反目，兼且军心不齐，又受到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郭军遭到失败。三家约定郭军进攻，李部提供后勤支持，冯部经过李部防区开往前线时却遭到拒绝，冯部迟迟未能拿下李景林，郭松龄陷入了孤军奋战。12月下旬巨流河一战，郭军大败，为马占山部下所擒。郭本人被杀。郭松龄事件导致奉系军阀与直系军阀联合对抗冯玉祥的国民军，国民军退往西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