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内战是指中国在1927年-1937年间，由中国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性政权发动的战争，此战争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结束。
中国国民党称之为“剿共”，中国共产党称之为土地革命战争或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国民党方面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后与汪精卫武汉政府合并“宁汉合流”，对共产党人进行“清共”和屠杀。
1928年末国民政府举行“二次北伐”，占领北京，奉系军阀张作霖退到关外。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这样，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了全国
但国民党新军阀间连年混战给人民带来极大灾难。在国民政府统治下，四大家族凭借国家政权，迅速聚敛巨额财富，成为中国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后因国民党内部矛盾冲突，爆发“中原大战”，形成新军阀割据局面。
1931年，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由于国民党集团的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三省沦亡。国民政府在对日作战和“剿共”的取舍上举棋不定。
共产党方面
中国共产党为了完成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领导人民继续战斗，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从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中，深刻认识到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组织革命军队的极端重要性。
1927年8月1日，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由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北伐军）2万多人在南昌举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正式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号召全党和广大工农群众奋起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
9月11日，中共中央特派员、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等领导由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和革命士兵组成的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在湖南、江西两省边界地区举行秋收起义。
12月11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黄平（后叛变）、周文雍、叶剑英、杨殷等领导工人赤卫队和革命士兵在广州举行起义。
到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领导了200余次武装起义，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洪湖地区，海丰、陆丰地区，黄安、麻城地区，弋阳、横峰地区等农民起义，以及湘南、桑植、渭华等起义。
此后，还领导了平江起义、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和其他起义。中国共产党在这些起义中领导创建的革命武装称工农革命军。
1928年5月以后，工农革命军根据中共中央决定陆续改称红军。
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于1927年10月转战到江西省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建立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和工农民主政权以及地方武装，实行工农武装割据。
到1928年2月，初步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农军到达井冈山，同毛泽东部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军，巩固和发展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桑植起义和黄麻起义建立的红军组织分别在湘鄂边和鄂豫边地区创建了根据地。其他一些地区的起义武装，也先后转移到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群众基础较好、地势有利的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红军第4军，是土地革命战争初期战斗力最强、影响最大的一支部队。
1929年3月～1930年10月，国民党新军阀之间连续进行大规模混战。各地红军乘机积极发展革命战争。
红4军主力于1929年1月离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向赣南、闽西挺进。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际斗争中逐步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红军经过三年的游击战争，部队战斗力大为提高，苏区有了很大发展。
1930年6月前后，各苏区红军根据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决定，分别进行整编，组成了红军第1军团（辖第4、第6、第12军）、第2军团（辖第2、第6军）、第3军团（辖第5、第8军）以及第1、第7、第10、第11、第13、第14、第16、第20、第21、第22军。总兵力约7万人。
与此同时，开辟和创建了湘鄂西、海陆丰、鄂豫皖、湘鄂赣、湘赣、赣东北、左右江以及赣南、闽西等苏区。
随着革命力量的增长，中国共产党内“左”倾思想有所发展，中共中央一些领导人过高地估计革命的力量和过分夸大统治阶级的危机，认为新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提出以武汉为中心实行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
1930年8月23日，红1军团和红3军团在浏阳县永和市会师，随即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并成立中共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
各地红军在进攻作战中，多数受到损失，有的甚至失败。10月以后，各地红军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或实际情况，先后停止了进攻中心城市的作战。
10月，蒋介石在同阎锡山、冯玉祥之间的战争基本结束后，迅速调转兵力，组织对红军和苏区的大规模“围剿”，并把重点置于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
11月，国民党军以7个师又1个旅的兵力，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围剿”。
1931年4月，蒋介石以20万人的兵力，采取稳打稳扎、步步为营的方针，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二次“围剿”。
蒋介石在两次“围剿”失败之后，迅速调集30万人的兵力，自任总司令，采取“长驱直入”的战略，于7月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
各地红军在反“围剿”作战中，都根据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提出并成功地应用了一些战略战术原则，到战胜国民党军的第三次“围剿”时，红军全部的作战原则基本形成，主要包括：诱敌深入，慎重初战，集中兵力，打运动战、速决战和歼灭战等内容。
在红军反“围剿”胜利形势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931年11月在中央苏区的瑞金宣告成立。毛泽东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朱德任中革军委主席。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为变中国为其殖民地，加紧了武装侵略。在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下，东北三省很快沦陷。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中国人民极大的民族义愤。
但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产生的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却无视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和中间阶级的抗日要求，继续推行许多“左”的错误政策。同时，夸大红军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和国民党军的失败，不顾主客观条件，要求红军进攻和占领中心城市，实现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乃至争取全国的革命胜利。
在这一军事冒险主义方针指导下，中共临时中央和中共苏区中央局命令中央红军于1932年2月攻打国民党在赣南的政治、经济中心城市赣州，并企图在攻取赣州后，继续北向攻取南昌、九江，争取革命在江西首先胜利。
中央红军围攻赣州月余，屡攻未克，遭受很大伤亡。
由于毛泽东等对军事冒险主义方针的抵制，中央红军在4月和8月先后取得漳州战役和乐安宜黄战役的胜利。
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举行会议，毛泽东受到不公正的批评和指责，会后被免去红军领导职务。
1933年2月，蒋介石以30多个师共40万人的兵力分三路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
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不顾国家民族的危亡，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集中50万兵力，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于1933年初由上海迁入中央苏区以后，在中央苏区进一步推行“左”的错误政策，在第五次反“围剿”的作战指导上，开始时实行军事冒险主义，命令红军主力北上就敌，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作战方针，一再进攻敌之坚固阵地，受挫后又命令红军辗转寻战于敌之主力和堡垒之间，使红军陷于被动处境。
11月，当驻福建省的国民党军第19路军发动反蒋事变时，中共临时中央拒绝与之合作，失去了打破国民党军“围剿”的有利时机。
之后，面对国民党军新的进攻，转而采取军事保守主义，实行消极防御，企图以阵地战、堡垒战和短促突击，阻止国民党军的进攻。结果红军在保卫广昌和其他一系列防御战斗中不但没有守住阵地，反而遭到很大伤亡，处境更加被动。
1934年7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以红7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挺进闽浙皖赣边，但未能达到大量调动“围剿”中央苏区国民党军的目的。
到10月，中央红军在苏区内打破“围剿”已无可能，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即长征）。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将红军第24师和地方部队共1.6万余人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率领中央红军主力第1、第3、第5、第8、第9等5个军团以及中央、军委直属队共8.6万余人，于10日从江西省瑞金、古城等地出发，向湘西转移，开始长征。
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占领遵义。
15～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纠正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并决定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不久，中央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随后，又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小组，负责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从而使中共中央和红军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保安县吴起镇。
至此，中共中央、红一方面军主力历时一年的长征结束。经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陕西11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
一年前，红一方面军撤出中央苏区踏上长征路途时，有近10万之众。而到达陕北的陕甘支队，人数不满8000人。
陕甘苏区是全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经济落后，交通闭塞，苏区的巩固与发展受到很大限制。而这时的中央红军减员极大，装备极差，亟需扩红筹款，休整补充。
陕甘苏区，不仅无法解决红军的燃眉之急，也难以供养大批部队和机关。
为此，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国际发展形势和中国将来的发展方向，讨论了转变党的策略方针的必要性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
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为副主席，确定了红军军事战略的基本原则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对日作战；扩大红军。红军的军事部署和作战行动，应确定地放在“打通抗日路线”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个基点上。
具体步骤是：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在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提出了“抗日反蒋、渡河东征”的口号。
瓦窑堡会后，陕北军民开始紧张的准备工作。首先将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合并整编为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政委毛泽东（兼），参谋长叶剑英。下辖：
红15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
红1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
共1．3万余人。
其次，将陕北安定第一纵队、宜川独立营、清涧二支队等地方武装，分别整编、扩充，组建为红28军、红29军及“黄河游击师”（即红30军）。
为保证东征主力的军需供给，由周恩来兼任后方办事处主任。
1936年1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签发了“关于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命令“主力红军即刻出发，打到山西去”。
1月31日，毛泽东来到延长县城，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全面检查了东征的各项准备工作，研究和部署了东征的行动路线，正式组建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由毛泽东、彭德怀、叶剑英分别兼任总政委、总指挥、总参谋长。
将红28军、红1军团、红15军团分为左、中、右3路大军，各自选定渡河突破口，待命东征。黄河游击师随同主力出征，负责保持主力红军与后方的交通联络，红29军则担任后方留守。
当时，黄河天险为晋军严密封锁，河防一线总兵力达四个独立旅之多，由正太护路军军长孙楚统一指挥。
1936年2月17日，毛泽东签发东征宣言，东征红军进入临战状态。2月20日，正式下达渡河命令，晚8时整，战斗正式打响，红军从北起绥德的沟口、南到清涧县的河口百余里的渡口，同时发起攻击。
红军突破黄河天险后，即分兵数路，长驱东进：一路进占义牒，围攻石楼；一路攻克留誉，进逼中阳；一路沿河北上，进袭柳林。
为遏止红军大举东进的势头，阎锡山急调两个纵队共8个旅的兵力，集结于汾阳、孝义、隰县地区，准备在孝义以西的兑九峪地区与红军主力决战。同时又严令同蒲路沿线晋军加强防守，日夜巡逻，将东征红军围堵于同蒲路以西的吕梁山区。
3月6日至8日，毛泽东在红军东征总部驻地——孝义县大麦郊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具体讨论了兑九峪战斗的部署，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在兑九峪一带重创阎军，扫清东进抗日的道路。
3月8日作战命令正式下达。两军从日出打到午后，一直处于对峙状态，几十里长的山沟里，到处硝烟弥漫，杀声震天，战况十分激烈。兑九峪战斗之后，红军两大主力撤至大麦郊地区进行休整，伺机东进。
然而此时蒋介石应阎锡山的请求，从洛阳、徐州、武汉等地抽调七个师的兵力，兵分三路，入晋增援，阎锡山也积极调兵遣将，企图配合中央援晋大军将东征红军围困于晋西一隅的吕梁山区。
红军总指挥部于3月12日在孝义县郭家掌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决定兵分三路，迅速东进、南下，发动群众，扩大筹款，创立河东革命根据地，积蓄抗日力量。
具体的行动方案是：毛泽东和叶剑英率总部特务团和红30军作为中路军，继续转战于晋西；红15军团挥师北上，直捣太原，以牵制调动晋军主力，相机挺进绥远、察哈尔抗日前线；红1军团则南下河东，发动群众，扩红筹款，相机分兵上党，挺进河北抗日前线。
红28军则于4月12日奉总部命令，自金罗镇分兵向离石以南黄河沿岸挺进，相机夺占黄河渡口，打通与陕北苏区的联系，保证东征主力背靠苏区。
4月13日，红28军进占中阳留誉以东的党家寨等地，向晋军重兵把守的三交镇发起攻击。军长刘志丹冒着枪林弹雨，进至距敌军阵地不足300米处直接指挥，不幸被敌军枪弹击中，壮烈牺牲。
当东征红军转战河东之际，入晋增援的国民党中央大军沿同蒲线和正太路进入山西，总指挥陈诚坐镇太原，与阎锡山共商“剿匪”大计。企图将红军主力围歼于黄河东岸的吕梁山区。
中共中央先后派遣周恩来、李克农前往洛川和延安，与东北军爱国将领张学良秘密会谈达成了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协议。同时又利用蒋、阎矛盾，通过多种渠道，对阎锡山作了大量统战工作。
中共中央于4月13日至15日在永和县赵家沟召开军事会议，作出了“逼蒋抗日、回师西渡”的战略决策。
遵照赵家沟会议的决议，红1军团和红15军团从4月下旬逐步转移到黄河岸边。5月1日至5月5日，红军主力和总部人员先后从延水关、永和关、清水关、铁罗关一带渡过黄河，返回陕北。
5月14日至15日，中共中央在延川县太相寺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由毛泽东作报告，对东征胜利的意义作了高度的概括和评价：打了胜仗，唤起了民众，筹备了财物，扩大了红军。
1936年5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率领红军总部回到瓦窑堡，历时117天的渡河东征胜利结束。
红军东征回师陕北后，蒋介石仍坚持“剿共”政策，调集16个师另3个旅的兵力，准备对陕甘根据地发动新的“进剿”。
根据这种形势，1936年5月18日，红一方面军组成以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西方野战军，出师西征，打击陕甘苏区西边的宁夏军阀。
西征部队先以红一军团为左路、红十五军团等部为右路，后又以红28军、红81师、骑兵团为中路，于5月下旬至6月上旬相继出发。
至7月底，三路红军给马鸿逵、马鸿斌等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攻占甘肃东部的阜城、曲子镇、环县、洪德城等地和陕西西北部，直到宁夏的盐池、豫旺、同心城一带，俘敌2000余人，开辟了纵横200多公里的新根据地，并与陕甘老根据地连成一片。
之后，西方野战军在巩固新区的同时，继续扩大战果，并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做积极准备。
1936年夏秋，日本帝国主义一面增兵华北，强化对冀察等地的控制，一面加紧向中国西北各省侵略渗透。驻华日军向内蒙古、宁夏、甘肃境内派设特务机关和航空站，策动其培植的伪“蒙古军”于8月初向绥远发动进攻，企图从北面切断中国与苏联、蒙古的陆上通路。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新的侵略，中国人民兴起了以援绥抗战为中心的抗日救亡新高潮。中国共产党“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得到社会各界各派越来越多的同情和支持。
蒋介石既表示准备抗日，又对日本的猖狂侵略一再妥协退让；既想联共抗日，又怕共产党、红军的力量逐步壮大，仍企图通过“剿共”、谈判达到消灭或削弱共产党和红军的目的。
这期间，中共中央于6月间恢复了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对张国焘的争取团结工作也已经取得很大成效。
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并肩北上，8月上旬前锋已进入甘肃南部；红一方面军主力西方野战军集结于陕甘宁三省边界地区，准备南下策应二、四方面军北上，三大主力红军即将会师西北。
1936年8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保安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国内外形势，制定了“逼蒋抗日”方针。
当红军三个方面军即将会师之时，蒋介石拟组织“通渭会战”，企图给红军以打击。
通渭西通兰州，东连天水，北靠会宁，战略大动脉——西（安）兰（州）公路穿县境北部华家岭。这次红二、四方面军北上，途经此地。
在这紧急关头，西北“剿共”计划被张学良通报给中国共产党。党中央于9月13日提出了以打击蒋嫡系胡宗南部为主要目的的“静（宁）会（宁）战役计划”。
按照中央这个战役计划，红一方面军两个特别支队迅速向南推进策应，红二方面军准备以第6军向宝鸡方向前进，威逼西安，拑制敌人。此时，张国焘又要求部队西进，党中央、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进行了劝阻和坚决斗争，终于迫使其放弃西进计划同意北上。
9月29日，红四方面军重新下达了北上的命令。
由于张国焘的蓄意破坏，延缓了红四方面军北上的时间，致使原定的静会战役未能实现，红二方面军陷入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
10月2日党中央致电红二方面军，同意二方面军撤离两康地区，迅速从天水以西渡渭河向北转移。
红一方面军为策应二、四方面军北进，以红1军团第2师附骑兵第2团为左纵队，南下同特别支队靠拢；以15军团第73师为右纵队，主力出郭城驿，抢在国民党邓宝珊和王均部之前攻占会宁城，作好迎接二、四方面军的准备。
10月3日，红一方面军15军团奇袭会宁城，为三军会师打下了基地。
10月4日，红四方面军第31军先头团重占通渭城。
10月7日，红四方面军第1纵队第4军一部到达会宁，同红15军团第75师会合，揭开了三军大会师的序幕。
10月18日红二方面军左纵队第6军到达会宁老君铺，同一方面军第2师5团胜利会师。
会师后红一方面军向同心城、豫旺堡附近集结；红二方面军转至黄河以东的静宁、隆德以北地区休整；红四方面军南向西兰通道地区，形成扇形运动防御，拒阻南敌进攻。
为了粉碎国民党军队的阴谋，为三军会师和休整提供时间保证，红军在通渭马营、华家岭、会宁大墩梁一带组织了艰苦激烈的华家岭阻击战。
蒋介石眼看着红军已过通渭，堵截无效，追剿部队远远落后，恼怒异常，于10月22日飞抵西安，亲自坐镇指挥，并逼令东北军、西北军参战。
国民党军分三路追击，第一路为胡宗南第1军，第二路为王均第3军、关麟征第25师，第三路为毛炳文第37军。
红四方面军执行掩护主力会师任务的红5军，在通渭、会宁一带阻击敌人。
国民党军先后进占通渭、靖远、会宁，在会宁、靖远等地，红军后卫部队与追击敌军展开了多次激战，掩护了三军主力会师和休整。
1936年10月9日和22日，红四、红二方面军分别在甘肃省会宁城和静宁以北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
至此，红军长征全部胜利结束。
会师后红军的总人数达到了5万余人，力量顿时强大起来，此时，除了地方上的红军游击队，全国的红军主力都集中在陕甘宁，但是，尾随红4方面军的国民党军也跟着来到了陕甘宁地区。
当红军三军会师时，尾随而来的国民党军和红军周边陕甘宁地区的国民党军总数达到了5个军，分别是胡宗南的第1军，王均第3军，毛炳文第37军，王以哲67军和何柱国骑兵军，红军依然处在国民党军的大包围中，处境非常危险，因此急需定出下一步的战略行动。
毛泽东决定集中全部的红军主力，向北发展，进入宁夏。
之所以考虑进入宁夏，因为此时红军的选择余地很小，东征的失败证明了红军无法进入山西，南面是几乎已成友军的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地盘，贫瘠的陕北更不可能容纳众多的红军，而宁夏却对红军则有着突出的吸引力。
在黄土高原的几个省中，宁夏由于有贺兰山为屏障，又有大片的银川平原，使得宁夏成为盛产稻米的地方，红军到了这里，可以获得大量的生活和物资保障。
更重要的是，红军一直在寻找和苏联的联系通道，东征失败使得红军断绝了出绥远，察哈尔联系苏联的希望，而宁夏又给了红军希望。红军进入宁夏和苏联取得联系，将获得大批苏联物资。
但此时此刻，红军面临国民党军两个集团的围追堵截。
一个挡在前面的马家军集团，这个集团以西北“三马”中的“二马”为主，他们在黄河沿岸摆开阵势。青海王马步青的1个骑兵师披挂整齐，在黄河西线跃马横刀；宁夏王马鸿逵的1个师在黄河北线严阵以待。
另一个是国民党野战军集团，这个集团就是以胡宗南天下第1军领头的5个军，其中胡宗南第1军准备截断红军主力往陕北的退路，王均第3军和毛炳文37军向红军主力会师地会宁杀来，其余各军则为胡宗南军做策应。
红军要达成进入宁夏的战略目的，必须准备再打一场大仗，大仗分两步：先对国民党野战集团进行歼灭性打击，再打击马家军集团，渡过黄河。
这就是红军著名的宁夏战役计划。
1936年10月25日凌晨，红30军由靖远虎豹口西渡黄河成功。该军过河后，勇猛进击，摧毁了马步青苦心经营的沿河防线，控制了百里河岸。
随后，9军、总指挥部及直属队于26日，五军于30日全部西渡。
蒋介石对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惊恐万状，于10月22日飞临西安，亲自督战，命令第三路军总司令朱绍良为西北绥靖主任，统一指挥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围剿”红军。国民党军近20个师沿兰州、陇西、秦安、固原的弧线，向红军展开全线进攻。
其主要部署是：命令第1军胡宗南部、第3军王均部、第37军毛炳文部、第25师关鳞征部分别由东、南、西三面向静宁、通渭、会宁地区进攻；并命令东北军王以哲部及宁夏二马部队协同中央军作战，企图以南攻北堵战略歼灭红军于黄河以东的甘肃、宁夏边境。
中共中央28日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11月初改由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刘伯承为参谋长。
截止到11月7日，国民党军已经打通了增援宁夏的通路，割断了河东红军与河西部队的联系，宁夏战役计划被迫终止。
11月5日，红军总部电令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目前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
11日中共中央决定：河西部队称西路军，成立以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统一指挥该部的行动。
此后，西路军在向甘肃西部进击中，不畏险阻，英勇顽强，克服了种种困难，同军阀马步芳部的优势兵力进行了4个多月的浴血奋战，歼敌约2.5万人，但西路军也遭到严重损失，到1937年3月中旬终于失败。李先念等率领余部翻越祁连山，穿过戈壁滩，进入新疆。
红4方面军总指挥部，直属队和30军，9军，5军于10月25日渡过了黄河，但是由于东岸红军歼灭王均第3军的任务没有达成，没有渡河的红军不得不放弃西渡黄河的计划，转而向东转移，使得刚刚会师的红军主力一分为二，渡过黄河的2万1千8百红军组成了西路军。
黄河东岸的红军虽然向东转移，却依然面临国民党大军的追剿，为此，红军前敌总指挥确定了对追剿之敌的作战方案，即逐次转移，诱敌深入，利用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先打中央军胡宗南部，对王均和毛炳文等杂牌军进行牵制，同时，对东北军进行统战。
在红军的逐次转移，诱敌深入战术下，终于抓到了打击胡宗南的战机。
红军的目的，是将胡宗南部引诱到豫旺、盐池、环县之三角地带，再集中红军主力围歼。
国民党军第3军军长王均飞机失事，使得第3军群龙无首，在同心县城驻留不前，东北军已经被统战，只有胡宗南部在奋勇追击，成了孤军深入。
11月17日，胡宗南第1师的第2旅被红4方面军的红4军和红31军歼灭600余人，还损失了一架飞机。于是，胡宗南命令他的第1师，第97师和第78师加紧对红军进行合围，其中，第1师，第97师进占盐池县西南的惠安堡，第78师进到了环县西北的山城堡附近。
相对于挨得较近的第1师和第97师，第78师显得孤立，于是78师成了红军重点打击的对象。
红军以宋时轮的红28军对胡宗南第1师和第97师进行阻击，其余红军主力对第78师进行围歼。围歼敌78师的具体战术，是先歼灭廖昂旅，再歼灭78师。
红军以徐海东红15军一部截断第78师退路，其余红1，2，4三个方面军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对山城堡的廖昂旅进行打击。
红1方面军的进攻方向在南面，负责对山城堡主攻的是红1师（师长陈赓），红1师的突击部队是第13团（政委魏洪亮）。
陈赓布置火力的时候，红4师李天佑部的12团团长邓克明此时带着他的部队路过这里，身边正好带着3挺重机枪。有邓克明的重机枪配合，13团火力大增。
敌人在山城堡南面的口子被撕开了，陈赓的红1师冲上了敌阵地，双方展开白刃战。白刃战只持续了几分钟，国民党军就开始了全面溃逃，红军在后紧追。一向以精锐著称的中央军在红军的白刃战和追击面前，立刻形成了溃散。
当红1方面军从南面发起攻击时，红2方面军和红4方面军在东面和北面也发起了攻击，在三个方向的打击下，廖昂旅全军覆没。
廖昂带少数人逃往保牛堡的师部，红军在后紧追，第78师师长丁德隆见红军追来，意识到要被红军全歼，他立刻派出部队阻击红军，自己带着主力拼命向北突围，打算靠拢第1师和第97师。
红军则紧追不舍，一直到第78师进入了甜水镇，达成了靠拢第1师和第97师的目的，红军才停止追击。
清点战果，此役红军共歼灭了中央军胡宗南部第78师的1个旅零2个团。
山城堡之战是红军在最困难的时候打的一场胜仗，之所以能胜利，主要是贯彻了红军的一贯战术，即诱敌到伏击地点，再集中优势兵力予以歼灭。
但是山城堡之战的胜利，并没有使得红军摆脱困境，其重大的作用主要是在政治方面，这场胜利使张学良和杨虎城看到了红军的强悍战斗力。
当蒋介石调集大军再次向红军压来，中共中央想放弃陕甘宁根据地再次进行第二次长征时，遭到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强烈反对，他们向红军承诺，2个月内情况将会发生大变化，并给红军送来大批过冬物资，包括装备，被服和金钱等等。
结果，山城堡战役结束半个月后的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改变历史的西安事变，红军终于凤凰涅槃获得重生。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第17路军将领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在西安扣留了来此部署“剿共”的蒋介石。
中共中央以民族利益为重，派周恩来等前往西安参加谈判，促成了事变的和平解决。此后，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继续斗争下，国内和平基本实现。
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的一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在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八省范围内的赣粤边、闽赣边、闽西、闽粤边、皖浙赣边、浙南、闽北、闽东、闽中、湘鄂赣边、湘赣边、湘南、鄂豫皖边、鄂豫边、琼崖15块游击区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在战略上配合了红军主力的行动，并保存了1万余人的武装，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人民和部分爱国官兵，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推动和领导下，纷纷组成抗日义勇军，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
1934年11月，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开始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
1936年又改称东北抗日联军，成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主体。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走过了极其艰难曲折的道路。曾从最多时的近30万人减少到约3万人，但在战争实践中锻炼出一支英勇善战的新型人民军队，开创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造就了大批优秀的指挥员，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形成了一整套适合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的战略战术，为实现全国抗战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大革命失败到抗日战争前夕的十年，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政治上成熟的重要时期。
在这个时期中，党曾两次经受严峻的考验:
一次是大革命的失败，
一次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在常人难以想象的险恶环境中，中国共产党人不屈不挠，埋头苦干，度过最黑暗的时刻，奇迹般地开创出新的局面。
这十年的历史证明:那种理论脱离实际，照搬照抄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或由一个远离中国的国际指挥中心来指挥中国革命的做法，都是错误的。
这十年中，党在指导思想上虽然几度犯过“左”的错误，但终于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错误，汲取教训，实行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实现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把中国革命推向了新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