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超越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旗帜，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抗战形势变化和革命事业的发展迫切需要一大批具有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阶级立场、勇于自我牺牲的党政军革命干部和各类专业人才。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以下简称“抗大”）等一批干部学校和专门学校应运而生。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抗大的创办和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抗大办校十年间，共培养了十余万名德才兼备的军政干部，其中许多人成为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为党领导的抗日军队的发展壮大和抗战的胜利提供了可靠的人才支撑。
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抗大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高度重视。当时，抗大“从总校到各个分校，始终注意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中心环节，着力培养学员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政治信念，使他们成为军政兼优的抗日骨干”。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方面，抗大形成和积累了一些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择其要者，有如下四条。
一、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摆在首位，建立健全相关工作条例
抗大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过程中，坚持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作为教育方针的第一条，并建立健全相关工作条例，引导和推进思想政治各项工作。
（一）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在同王明右倾错误作斗争的过程中确定的。1937年11月底，王明从苏联回国后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主张，在此基础上还提出“三民主义是抗大的重要课程”“是抗大政治团结的基础”。这些主张实际上是妄图否定党对抗大的领导，而把抗大办成一般的统一战线的学校。这些错误观点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坚决抵制。
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抗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事性质的学校，不是什么统一战线的组织。”这就对学校的性质作了明确清晰定位。1941年，抗大在总结办校五年来的成绩与经验时指出，“抗大政治工作的基本特点在于它一切政治工作的活动为着保证培养党的军事政治干部任务之完成”，而“保证培养军政干部任务之完成，首先是保证党对于培养干部事业的领导”。也就是说，抗大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为党培养人才的正确方向。
1938年3月，毛泽东同志为抗大同学会成立题词：“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便一定能够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解放的新中国。”后来，毛泽东同志多次对这三个方面进行阐释。1939年5月，他明确提出，“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前后提法虽略有调整，但在第一条都明确强调了政治方向的问题。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既是抗大办学的首要原则，也是对抗大学员的第一要求。1938年4月，毛泽东同志在抗大第四期第三大队开学典礼上就“在抗大应当学习什么”的问题明确指出，“首先是学一个政治方向”。
抗大在办学过程中始终把坚定正确政治方向摆在首位，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办校的全过程、各方面。历史已经证明，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抗大成为培养锻炼革命干部的大熔炉，并在抗日烽火中不断发展壮大。
（二）颁布政治工作暂行条例，使思想政治工作有章可循
抗大实行教育委员会领导下的首长负责制，有政治部（下设组织科、宣传科、训育科、秘书科）、训练部（下设政治教育科、军事教育科、编译科、技术科）、校务部（下设卫生科、管理科、供给科、队列科）。毛泽东担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
为进一步健全并加强抗大的思想政治工作，1937年12月26日，《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政治工作暂行条例》颁布。该条例是抗大办校以后正式颁布的第一个系统、全面的政治工作方面的法规性文件。条例包含八个方面的内容：“抗大政治部工作暂行条例”“总支委工作暂行条例”“组织科工作暂行条例”“宣传科工作暂行条例”“俱乐部工作暂行条例”“大队政治协理员工作暂行条例”“连队政治指导员工作暂行条例”“连队救亡室的组织与工作”。
比如，关于设立政治部的目的。条例指出，为加强抗大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以保证军事政治教育计划的完全实施和造成政治上完全坚定的抗日军事政治干部起见，在抗大设政治部。该条例的颁布与实施，使抗大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有章可循，对建立健全高效的政治工作领导机构进而加强全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毛泽东同志指出：“抗大的革命与进步，是因为它的职员教员与课程是革命的进步的，又因为它的学生是革命的进步的。”抗大在其极富创造性的办校实践中，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保证了革命人才培养的顺利进行。
（一）在教学内容中突出思想政治教育
抗大的教学内容与课程设置，与其教育方针是相适应的。总的来说，抗大密切联系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和最迫切需要，对学员在政治上授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以及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的教育，在军事上授以游击战等战略战术和各种军事技能。其中，“政治教育是中心之一环”。
在政治教育的课程设置上，除了安排教员讲授联共（布）党史、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等专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课，抗大还经常邀请中央领导同志到校授课，毛泽东、张闻天、朱德等多次到抗大讲课或作报告，有的还被聘为兼职教员。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带动下，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其他同志也到抗大讲课。
此外，抗大也注意用反面教材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途中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抗大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和相关会议精神，在全校深入开展了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批判，对全校教职学员进行了一场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达到了统一认识、增强团结的目的。
总之，开展多种类型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为了引导广大学员密切联系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思考、解决问题，认清党内外各种“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的实质和危害，使学员保持思想上的先进性、坚定性、纯洁性。
（二）教育学员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站稳无产阶级立场
全民族抗战开始后，党中央所在地延安成了革命者向往的“圣地”。抗大的革命性和进步性吸引了许多进步分子申请进入抗大学习。由于出身不同，他们的思想觉悟、教育状况、人生经历、革命动机差别很大，尤其在一些知识青年学生中，或多或少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且普遍缺乏对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深刻了解，缺乏经受残酷战争的思想准备。
因此，这些青年学生进入抗大后，如何使之在思想上脱胎换骨成为具有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革命者，就成为抗大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任务。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抗大像一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意识——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磨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利刃，去打倒日本，去创造新社会”。
1939年7月，《中央军委关于抗大工作的指示》指出，“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指示还明确了教育知识青年的原则：“教育他们掌握马列主义，克服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教育他们有纪律性组织性，反对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与自由主义”“教育他们决心深入下层实际工作，反对轻视实际经验”“教育他们接近工农，决心为他们服务，反对看不起工农的意识”。
转变学生的思想，首要的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抗大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推动政治教育与军事教育相互融合、相互促进，严肃政治纪律、军事纪律和生活纪律，注重良好作风的养成，着力使学员克服身上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站稳无产阶级立场。
抗大“转变学生的思想”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无论是怎样幼稚的青年，无论是曾被歪曲理论和欺骗宣传所迷惑所蒙蔽的青年，只要在抗大学习过几个月（仅仅是几个月），接触了马列主义的真理，经过了斗争生活的锻炼，就会觉醒过来，就会老练起来，而成为优秀的抗日干部，坚强的革命志士”。
（三）加强教员队伍建设
教员队伍建设是抗大政治部的重要职责，是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抓手。随着抗大的发展壮大，学校采取多重举措，从党内、军内挑选一批具有较高思想觉悟和理论修养的优秀干部担任兼职教员，有力扩充了教员队伍。抗战全面爆发后，一批著名的学者、教授来到延安，如艾思奇、任白戈、徐懋庸等，都是当时在理论界有一定影响的知名人士。加入抗大教员队伍后，他们的授课在学员中广受好评。
抗大十分注重教员队伍素质的提升，通过举办教员训练班和研究室，教员自身能力水平和思想觉悟得到提高，在教学方法和内容上也得到提升。同时，抗大采用“以老带新”和“助教”等方法，做好教员衔接工作，不断培养新生力量投入教学之中；定期召开教育准备会，总结和回顾上一阶段教学情况，及时改进工作方法，在此基础上制定下一阶段的教学任务。此外，抗大重视对教员的人文关怀。在教学上鼓励教员充分发挥所长进行教学；在生活上注重给予教员物质保障，为他们安心教学解除后顾之忧。
三、把干部培养同革命需要紧密结合起来
抗大教育的突出特点是学习时间短、条件差、流动性大。根据这些特点，抗大逐渐归纳出了“少而精”“理论与实际联系”“中国化、大众化”“革命的、批判的”四条教育原则。其中，“理论与实际联系”，即从实际出发，用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用实际问题再去证明所学习的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优良学风的体现。
毛泽东同志指出，“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抗大从一开始就坚决抵制党内一度盛行的教条主义学风，始终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把干部培养同革命需要紧密结合起来，保证教学方针的落实落地。
（一）结合革命形势进行教育
诞生于抗日战争严酷环境中的抗大十分注重把抗日救国的革命形势融入课程教学，引导学员把所学与所用联系起来，提高运用科学理论思考、认识、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能力。抗大强调，教学工作要做到“四化”，即原则化、中国化、通俗化、具体化，反对学用脱节。毛泽东同志在《抗大五周年纪念特刊》上题词强调，要“向斗争中学习”。
除了组织学员特别是知识青年学员到工厂、农村进行实习和考察，深入基层，接近工农，抗大还积极组织学员参加各种革命竞赛等活动。1938年4月，第四期开学不久，抗大借鉴苏联群众学习工业革新者斯达汉诺夫的社会主义竞赛运动——“斯达汉诺夫运动”的经验，结合抗大的具体情况，开展了革命竞赛运动，极大地调动了全体教职学员的革命积极性，克服了一些同志的拖拉、懒散作风，有力推动了教学工作。
1938年6月间，抗大又开展了全校规模的迎“七七”抗战一周年“创造抗战突击队员”的革命竞赛运动。大队与大队之间、队与队之间、区队与区队之间、班与班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挑战与应战，全体教职学员在学习、工作、生活各方面，均以突击队的标准和姿态去创造优异成绩。
此外，从第一期开始，抗大就非常重视利用开学典礼、纪念活动等重大仪式对学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每一期开学，学校都举行简朴而又庄重的开学典礼，为学员成长进步指明方向、加油鼓劲。此外，抗大利用校庆日、抗战重要节点举办重大活动，如举办抗大成立三周年大会、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大会、百团大战一周年纪念大会等，进一步加深学员对革命形势的认识和理解。
（二）因时制宜、因材施教
着眼战时需要，抗大课程设置十分灵活，常常因时、因人对课程进行调整。比如，当部队需要文书和秘书人才时，学校为部分学员队增设应用文课程；为应对对日进行阵地喊话以及书写传单的需要，学校增设了日语课程；总校挺进晋东南后，因疟疾、痢疾和疥疮等肆虐而医务人员急缺，学校又开设了卫生课，向学员讲授基础医学知识。
抗大学员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经过土地革命战争和长征考验的红军老干部、老战士；二是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干部或战士；三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和来自海外的爱国华侨青年。针对学员思想觉悟、文化水平参差不齐的状况，抗大在教学过程中注重根据不同对象，采取分层教学的方法，量体裁衣，因人而异。
比如，第一期学员编为三个科。第一、二科学员基本上都是工农出身的连及以上红军干部。因此，在课程设置上课题更深、涉及面更广，内容包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国际政治、战略课程等。而第三科学员大多是班、排基层干部和一些红军老战士，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其中还有不少文盲和半文盲。因此，该科的学员是从文化教育（即识字、作文、读报等）开始启蒙，后期才加入政治和军事等科目。
（三）发扬艰苦奋斗作风，参加生产劳动实践
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优良传统，也是抗大教育方针的重要内容。抗大第一期是在各种条件都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开学的。毛泽东同志在开学典礼上指出，我们这里要教员，没有；要房子，没有；要教材，没有；要经费，没有；怎么办？就是要我们艰苦奋斗。因校舍不足，学校将三科的学员分驻在两地，把大石洞作为教室，石壁作为黑板，石块垒成桌椅讲台，操场当饭堂。
1936年7月，斯诺到抗大参观访问后，在其《西行漫记》一书中感叹，“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就只有这么一家”。在学校开办到第三期时，随着学员人数的增加，校舍资源更加紧张。学校领导发动全体教职员工自己动手，兴建校舍。经过两个星期的劳作，共建成一百七十五个窑洞，还修建了一条长三千多米的“抗大公路”。1939年，抗大学员以劳动者的姿态投入大生产运动中，不仅创办了“抗大农庄”，还开垦了两万亩荒地，收获了一百余万斤粮食。
总之，抗大坚持把思想政治教育同生产劳动、革命实践相结合，通过贴近工农群众的实践在潜移默化中使学员完成思想转变。同时，此举加深了学员对当时中国的社会现状、各阶级以及革命形势等的认识，从而进一步增强了其使命感和责任感，激发了他们投身革命事业、为救国救民而奋斗的革命热情。
四、寓思想政治教育于学员文化生活之中
在抗大“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中，“紧张”和“严肃”体现了办学的政治性和严肃性，而“团结”和“活泼”更多体现在学员的精神面貌上。抗大通过开展文体、革命宣传等活动，寓思想政治教育于学员文化生活之中，发挥出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重要作用。
（一）丰富课余文体娱乐活动
在《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政治工作暂行条例》中，“俱乐部工作暂行条例”明确把“计划、指导、督促、检查全校文化娱乐体育工作”作为俱乐部的工作职责之一。也就是说，组织文体娱乐活动属于抗大思想政治工作的范畴。抗大并没有因为处于烽火硝烟中而不重视对学员的文体教育，反而将校园文体活动办得有声有色。
在体育活动方面，抗大在第二期时，组建了校篮球代表队，学员在课业之余进行体育上的切磋互动，校领导也时常与队员们一起练球。除篮球外，抗大还组织开展了乒乓球、排球以及田径项目运动。在文娱活动方面，抗大每月例行组织一次文艺晚会。从校领导到普通学员，都积极参与，表演形式多样，有谜语、合唱、魔术等。群众性文体活动成为了抗大课堂教育的有益补充，极大丰富了学员的课余生活。
在这一过程中，也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文艺工作者，留下了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进而转化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动素材。1937年11月，由凯丰作词、吕骥谱曲的抗大校歌诞生了。歌词蕴含着把“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扛在肩的志向、“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精神以及“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向着新社会前进”的豪情。
这些满怀崇高革命理想的歌词搭配着铿锵有力的节奏与气势，形象地表达出抗大人蓬勃进取、热情豪迈的精神状态。随着抗大分校的建立，校歌在各抗日根据地广为流传，极大鼓舞和激发了当时进步青年奔赴抗日前线的革命热情。
于1938年12月成立的抗大文艺工作团，紧密结合革命形势，创作出了大量优秀文艺作品，如歌颂反“扫荡”取得胜利的现代京剧《战陈庄》、揭露日伪军罪行的话剧《维持维持》、宣传征收公粮政策的话剧《救国公粮》等。
（二）加强革命宣传工作
抗大提出的革命口号、创办的革命刊物也对革命宣传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1930年，毛泽东同志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指出，“在大混乱的现局之下，只有积极的口号积极的态度才能领导群众”。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抗大喊出了“知识分子的工农化，工农分子的知识化”“抗大抗大，越抗越大”“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克服困难，敌人丧胆”“反对投降，抗战到底”“号召千万青年，走上革命战场，高举抗大旗帜，插遍整个中国”等一大批言简意赅、朗朗上口的革命口号。包括这些口号在内的我们党的系列宣传口号成为革命年代的星星火种，点燃了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吸引了社会各界特别是广大青年踊跃投身革命事业。
1937年八九月间，在毛泽东同志的关怀和指示下，抗大创办校刊《思想战线》（不久后更名为《抗大》），毛泽东撰写文章发表在创刊号上。此后，学校顺应抗战形势的发展变化，陆续办起了《布尔什维克》《学习与斗争》及多部不定期刊物或专刊，不少出自抗大革命期刊的理论文章被当时的《新华日报》《解放》《前线》《八路军军政杂志》等转载，为宣传我们党的政策主张发挥了积极作用。
五、结语
综上，抗大着眼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和迫切需要，通过多种途径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在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建立健全相关工作条例的基础上，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教育教学的重要内容，把干部培养同革命需要紧密结合起来，并注重发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作用。
有学员后来回忆，在抗大学习期间，“虽然没有象（像）万里长征那样艰苦环境的磨炼，也没有经历更多惊天动地战争场面的考验，但对当时象（像）我这样一个无知的青年来讲，确实是启蒙的摇篮，是我革命的起点”。
在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保障下，抗大出色地完成了教育教学各项任务，为我们党培养出了一大批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和军事素养的干部人才。正因如此，毛泽东同志在《抗大三周年纪念》中高度评价抗大的工作成绩：“昔日之黄埔，今日之抗大，是先后辉映，彼此竞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