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列宁在俄共（布）七大上力排众议通过了《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
条约中，苏俄割让给德国包括波兰东部、立陶宛等在内的近一百万平方公里土地，丧权辱国。
当时很多苏共大咖都对此持反对或保留意见，列宁在说服他们时留下了这样一句名言：
“没有社会主义的政权，就没有社会主义的一切。”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为了避免两线作战，一直希望东线的对手沙皇俄国能内乱掉，所以从战前开始，德国就不断出钱支持俄国革命。
像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第一份报纸《火星报》，便是列宁在德国慕尼黑创办的。
有这种想法的不止是德国，还有日本。
由于俄国与日本在中国东北有着直接的利益冲突，日本早在日俄战争前就已经往俄国境内派遣了大批间谍，与甲午战争前渗透中国如出一辙。
1904~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日本著名间谍明石元二郎跑到欧洲去找列宁，表示愿意出巨资帮助其闹革命。
其实这一时期德国和日本不止资助了列宁一家，只要是能够让俄国乱起来，管你搞什么性质的革命，通通给钱。
俄国二月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成立。
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也曾是德国的风投对象，看到多年投入终于开花结果，于是德国便向俄国临时政府提出了媾和的建议。
可当时临时政府里没有谁敢拍板结束一战、与德国媾和这种大事，对于柏林方面的提议一直模棱两可。
此时人在瑞士苏黎世的列宁说：“我敢！”
德国人非常高兴，他们赶紧派人秘密护送列宁回国，并支付了大量资金帮助布尔什维克继续闹革命。
由于正处于战争期间，大部分国家都封闭了进出通道，所以德国人费了好大劲才将列宁等俄国革命者送回国。
先是搭乘列车穿越德占区，然后坐船走海路送往瑞典，最后再乘火车抵达彼得格勒（圣彼得堡）。
布尔什维克们不负众望，十月革命一举成功。
聊完了俄国革命，下面聊一聊中国革命。
清朝末年的反清组织有很多，出名一点的有孙中山的兴中会，黄兴的华兴会，秋瑾、徐锡麟、蔡元培等人的光复会等。
这些“会”要么本身就有暴力背景，要么与青帮、洪门、哥老会等民间结社组织关系密切。
二十年代初，身在上海的蒋介石就是在青帮大佬黄金荣的资助下前往广州投奔孙中山的。
不怎么说国民党与黑帮原本就是“割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1905年夏天，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整合了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也就是国民党的前身。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回忆当初寻找革命力量时曾说：
“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禄，唯所称下流社会，反有三合会的组织，寓反清复明之思想于其中。”
描绘同盟会成立的油画作品。同盟会于1905年成立于日本东京，跟列宁早期游走于欧洲的状态类似
从甲午战争开始，日本就一直是清朝内部各路革命团体的重要金主，不仅给钱，还出人。
早期驻日的各类中国革命组织中有不少日本人，他们中还有的为中国革命而牺牲。
比如在1900年孙中山领导的惠州起义中，参与其中的日本人山田良政就在被捕后牺牲。
孙中山对山田良政的死极为痛惜，高度评价道：
“此为外国志士为中国共和牺牲者之第一人也。”
惠州起义前，日据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提供给孙中山大批武器和三百万两银子；起义失败后，儿玉又派副手后藤新平护送孙中山回日本。
堪称全方位的服务。
在之后十几年里，“起义失败外逃日本”几乎成了革命党人的标准流程。
日据时期的台湾总督府，也是今天蔡英文的办公楼
除了早期的几次革命外，日本对辛亥革命的影响还直接体现在武昌首义中。
清朝末年有大批中国留学生赴海外求学，因为文化相近、距离较短，赴日本的留学生数量最多。
正好这一时期包括同盟会在内的大量革命组织在日本成立，所以这些留学生很快就被吸纳进各类革命组织，成为日后起义的骨干。
在参与武昌首义以及首义后响应号召的全国各路新军中，有大批军官是留日革命党人。
最典型的例子——阎锡山。
阎锡山是1883年生人，1902年在太原当店员时考上了山西武备学堂，因成绩优秀，阎锡山公费保送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留日期间被中国同盟会吸纳为会员。
1909年，学成归国的阎锡山回到山西新军，不久出任第四十三协第八十六标标统（相当于上校团长）。
此后一段时间，他与山西新军中的其他同盟会会员秘密串联，把部队的领导权基本掌控在了中国同盟会会员和革命同情者的手中，静待一声枪响。
值得一提的是，清末民初的日本在中国可谓是两边下注，渔翁得利。
一波日本人帮助汉人“驱除满洲鞑虏”，还有一波日本人拉拢清朝旧贵族帮其“复国”，很滑稽。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
下半部分开始中国与俄国革命的比较。
俄国革命如果要在中国找一个“映像”的话，其实它和辛亥革命的相似之处更多。
俄国革命的对象是罗曼诺夫王朝，辛亥革命的对象是大清王朝，二者都是历时了三百年的封建王朝，奄奄一息。
俄国“二月革命”由位于首都彼得格勒的工人大罢工运动引起，在工人的感召下很多部队迅速站到革命者一方；辛亥革命是在清末“保路运动”的大背景下爆发的，由武汉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发起；旧王朝一触即溃，都没有像样的反抗。
俄国“二月革命”爆发时列宁不在国内，1917年4月16日列宁冲破重重阻挠从瑞士秘密回国；辛亥革命爆发时孙中山也不在国内，在遥远的美国科罗拉多丹佛市，1911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国内一再催促下从法国马赛乘船回国，一个月后抵达上海，出任临时大总统。
另外，在人事特征上，列宁和孙中山都是理想主义色彩比较浓厚的革命领导人，新政权也都是在第二代上方才彻底稳固。
列宁→斯大林，孙中山→蒋介石，而且两者的上位都经历了一番激烈的政治斗争。
因为俄国革命与辛亥革命的这种相似之处，所以早期的苏联非常希望能够改造国民党，把它转化为一个“社会主义政党”。
一旦把国民党转化成功，那对于苏联在东方推动革命可以说是事半功倍。
很可惜，没成功，这才有了后来共产党领导的“另一种模式”的中国革命。
六十年代，关于“革命模式”的争辩曾是中苏论战的一个重要话题。
中国认为“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开展持久的武装斗争，从农村包围城市”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国际共运道路，苏联则认为“以城市工人运动为核心的苏联模式”才是正途。
把视角再放大一下。
1911~1949这三十八年间的民国，对应的其实是俄国二月革命~十月革命间短暂存在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
民国虽然时间不短，但孙中山曾经树立的宗旨几乎都没有实现。
中国同盟会在1905年8月20日成立时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前两句被认为是民族主义，“创立民国”被认为是民权主义，“平均地权”被认为是民生主义，故又称“三民主义”。
回过头看，勉强办成的也就是民族主义。
民权不用说了，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何来民权？
民生也是一塌糊涂，“平均地权”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事情了。
由于是一次极度不彻底的革命，导致1911年后形成了“革命派”“立宪派”“原清朝汉族实力派”“满清王室”等四派势力共存的混乱局面。
初创的民国连一个国旗都商量不出来，湖北代表提议用十八星旗，福建代表提议用青天白日旗，江浙方面提议用五色旗……
最后和了一番稀泥，把五色旗定位国旗、铁血旗定位陆军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定为海军旗。
铁血十八星旗是武昌起义胜利的标志。红色的旗面象征铁血精神，十八颗星代表汉地十八省
相对于改革，革命作为一种更加激烈的政权更替手段，其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把国家“格式化”成一张白纸，而辛亥革命显然没有起到这个作用。
正因如此，孙中山在遗嘱中写道：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鲁迅也曾说过：
“（中华民国）竟没有历史上定例的开国之初的盛世，只枉然失了一条辫子。”
最后，我们来更进一步的聊一聊“平均地权”。
当年孙中山在提出“平均地权”时，他构思的方式是赎买，这种思路跟他的出身、海外经历都有很大关系。
但是“赎买”这一方式的可实操性比较差，不信，请看一看今天的拆迁工作。
国民党在大陆整整三十八年，始终没能解决农村问题，这也成为其败走台湾的一个极重要的原因。
讽刺的是，败退到台湾后蒋介石发狠完成了岛内的“土改”，算是终于完成了中山国父“平均地权”的夙愿。
1949年，当新中国再次面临1911年民国遇到的问题时，当然也十分清楚土地问题的复杂性和艰难性。
如果大家去追溯一下建国初期领导团队成员们的身世不难发现，其中很多人家境都是不错的，有地主，有富农。
但权衡之后，最终还是决定采用“一刀切”的方式。
土地改革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一项极其重要的基础配套工程，它彻底改造了中国农村，完成了政权创立之初“格式化”的步骤，为政权赢下基本盘。
